[18]由于航海贸易活动极其活跃，威尼斯共和国的资本流转不停，劳动与资本有了明显的分离，而即便坚持较严格资本主义定义的人们也认为，这种分离是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
（3）合宪性审查重事前审查，希望把违宪的苗头解决在文件决策通过之前，重审查而不重责任的追究，与宪法监督的刚性提法相比，比较柔和。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法规备案审查室，才十几个人，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备案审查处，只有两三人，让这样的队伍去对纷繁复杂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地方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的法律询问中，有不少就是其立法或者作出其他决议决定中遇到是否合宪合法而拿不准的问题，法工委做出的法律询问答复就是很权威的咨询意见。作为一项内部工作，具有联系沟通性质，是好的。强调主动与被动，突显的是启动审查的主体，从立法法的规定看，突显的实际是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现在有一种认识倾向，认为对一个现象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分为事前的审查和事后的审查。这种审查大概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宪法监督。
二是，得出是否违宪的结论。内容摘要：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和宪法监督都是实施宪法的关键性抓手，但有不少重要问题尚未引起重视。 [25]参见燕继荣:《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载《学海》2015年第2期。
针对公权力所在组织，应当全面建构三份清单制度，三份清单即公权清单、公权程序清单和公权负面清单，由监察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进行评估确认，作为监督评估的基准。3.强化监督职能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由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两个子体系构成。（2）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察委员会监督法》），就监察监督的体制、机制做出系统的制度安排。
一是监察委员会内部机构的现有设置与人员配备，显现出对监督职责的重视仍存在严重不足，[40]须及时完善。及至中共十五大，中国腐败治理理念开始发生由惩治为首向监督为要的转变，产生了监督是关键的主张。
职权法定，是法治国家一切公权运行的基础与前提。二是特定公权主体法（官员法）。二是监督职责的实现制度。包括对特定社会关系调整法、行政权及其他公权调整社会利益中的规范，具体设定公权行使的一般标准。
[44]在中国，利益冲突已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防止利益冲突已在党内法规中受到重视，2010年2月23日颁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已将腐败治理的定位由交易调整至利益冲突之上，然而，这些规定的内容仍存在规范力不足、适用面过窄、规制内容有待整合的问题，亟需对之做出提升规制力与适用面的更新，而党内规范的国家法化是关键所在。通过《监察委员会监督法》将以下机制法定化：一是所有公权机关（部门）向辖区监察委员会提交《公权合规计划》基础文本的义务。（2）合规计划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刑事法规制与预防措施，意在倡导建立国家规制与企业自制结合的共治模式。合规计划的中国化，是指同步构建以美国范本为中心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系统与独具中国特色的公权合规制度系统，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基于本专题研究所限，在此仅就公权合规计划做出研究。
[12] 2.监督职责行使体制存在制度供给短板。《监察法》设定的监督对象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第3条），且监督范围涉四种类型，如何实现立法设定的目标，需要做出充分的理论论证。
《监察法》作为中国特色第三部反腐败特别法，[42]未能就监督职责的现实运行做出系统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监督职能的法定化。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看，合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规制了的自制，即在法律的要求和指导下，建立一套旨在防范不法行为的制度。
监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目的是反腐败，国家制定《监察法》的目的就是要将反腐败引向深入，使我国反腐败斗争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故《监察法》是一部反腐败法。监察委员会整合了一切腐败治理资源，然而，监督权的行使机制缺乏，问题就相当突出。二是所有公权机关（部门）向辖区监察委员会提交《公权合规计划》年度报告制度。所谓腐败治理体制是指，国家基于腐败治理需要，根据一国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的基本状况，就腐败治理的国家领导权、治理战略制定、实施与动员权、腐败治理过程中相关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分配、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运行与协调制度，以及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的组织模式所形成的制度与规范体系。以监察监督为中心，并不是要否定或者改变现有国家监督体系的系统与应然地位，而是要更加突出作为专责机关的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及效能，将之作为建构与完善国家新型监督体系的主体。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民主监督体制，那么最终将使反对、制约腐败行为的力量远远大于腐败的力量，那时监督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关键性作用将展示无遗。
笔者主张，有必要在引入合规计划制度机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腐败治理需要做出全新的制度设计。所谓利益冲突（ConflictofInterest），是指政府官员公职上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腐败在现代发展中存在典型腐败、亚腐败与泛腐败的范型，典型腐败以赤裸祼的权钱兑换、公权公然竞价为基本形式，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化初期的形态。通过制定规则，OGE为行政管理部门建立了财务信息披露制度。
这里的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专业利益、个人声誉等等。（《党内监督条例》第5条）国家监察则重在监督权力运行的合规性。
一是监督职责的基本理念。监察委员会对公权行使的合法性、正当性监督，必须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包括《监察法》直接授权、以及权力主体行使不同属性权力中的运行规范。监察改革要解决既往腐败治理中关注基点错置于惩治的定位偏差，核心是必须重构监督系统。*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反腐败国家立法体系建设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17ZDA135)、上海市哲社办一般课题监察委员会职能定位与衔接机制研究(2017BZZ00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社会科学院人才引进项目资助。
监督权以外在权力介入于特定权力内部为必须，是典型的介入性权力，监督权有两个子环节，监意指观察、观测，督意指督促、规范。[3]正是在以政党为中心的腐败治理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积累重要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果断做出推进国家腐败治理战略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创立独立监察权这项宪法性权力，[4]就监察权的具体内容作出宪法与法律授权，确立监督职责的首责定位，优化腐败治理的内部系统。
中国特色权力监督系统由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二元子系统组成，党内监督行使机制由《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根据监督对象的不同加以设定，如，第三章关于党委（党组）的监督中规定的监督机制包括，日常管理监督（第18条）、巡视监督（第19条）、组织生活监督（第20条）、党内谈话监督（第21条）、干部考察考核监督（第22条）、述责述廉监督（第23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监督（第24条）、插手干预重大事项监督（第25条）等等。 [7]根据《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9万人。
[2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6]为实现监察全覆盖，立法将所有公职人员纳入监督范围，《监察法》第3、15条以对权力位阶与主体属性类型化为基础，对监察对象做出明示、列举规定。
5.监督职责的基础环节。笔者主张，（1）维护《监察法》国家独立监察权基本法的地位。[41] （二）建构强化监察监督职责的规范体系 1.监督职责规范体系的立法模式。这样做的好处是让经济主体能量迸发，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乱作为。
[34]参见［美］菲利普·韦勒:《有效的合规计划与企业刑事诉讼》，万方译，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3期。[26]通过有效监督规制公权，使其既能在法律框架内有效行使，不被滥用。
中国特色公权合规计划的核心在于：（1）借鉴美国合规计划经验，构建外在监督与内在自我监督的自制、共治系统。（2）推进利益冲突防止法出台。
尽管如此，因道德操守属独立监督类型，而我国对公权者道德规范要求尚主要以党内规范的形式出现，较少转化为国家立法。监督权是具体权力而非抽象权力，是动态而非静态权力，公权行使过程与结果均为监督重点，公权合规性是监督的核心。
